中国种子的“国家队”和“企业队”

时间: 2024-07-03 18:38:18 |   作者: 行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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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了。”当吕玉平博士决定离开先正达农业科学技术公司(Syngenta)组建并加盟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时，很多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如果吕玉平留在外企，有优越的科研条件；选择大学或者科研院所，以他的科研水平能评上教授或者研究员。而他却毅然决然地加盟民企。

  民企由于在过去缺少研发投入，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和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规模小，无法与大学、科研院所以及跨国企业相匹敌。

  在中国，无论育种技术还是种子改良，一提到“研究”，自然而然会想到农科院、农业大学等研发领域的“国家队”。

  现在，当记者问到育种等课题项目所面临的困难时，基本上没有院所的专家会提到经费。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包括种子在内的农业技术探讨研究资源大部分倾斜到了科研院所等“国家队”。

  山西省农科院院长刘惠民在2010年新春贺辞里提到，2009年全院共承担各级各类研究课题1020个，全部项目经费1.4亿元。

  2010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新增主持项目1227项，争取到财政拨款25.14亿元，并获得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2.96亿元，21个基建项目获得立项批复，预算投资5.65亿元，78个修购专项项目获批，预算金额2.75亿元。

  另一方面，作为种子研究人力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院校毕业生的流向也存在非常大程度上的不平衡。

  与种子企业相比，许多倾向于专攻研究的人才，更倾向于选择科研院所，因为在这里能更“随心所欲”，只搞研究。

  这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量农业研究资源投入到科研院所，然后这些科研院所开展众多项目课题，进行育种研究，最后将成果卖给种子企业。

  “这个模式在中国运转了较长时间，确实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大北农集团副总裁宋维平提到，“但是，也同时给人造成假如没有科研院所就不可能推出优秀的品种的不合理印象。”

  但是，无论如何，国家政策、经费的扶植，人才资源的相对充足，让“国家队”在中国本土的种子研究领域“傲视群雄”。然而，随着跨国种业公司的涌入，本土种业企业的追赶，国家种业政策的不断调整，不少科研院所开始感到紧迫。

  即将出台的《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1-2020年）》在科研院所引起不小的震动，其中“推动种质资源、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向企业流动，推进种子企业兼并重组，促进骨干种子企业做大做强”更是将种子企业推上了科研前沿。

  实际上，2011年4月份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快速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明确说，在“十二五”末，科研院所要与其开办的种子企业基本实现脱钩。这让科研院所感到十分“迷茫”。

  很大一部分科研机构的研究并不直接面向市场，因此很难按照市场需求来做灵活调整。“一些科研院所科研和育种项目方向不明确，随意性很大，与产业没有紧密结合。”原先锋公司中国区总裁刘石提到。

  这样一来还可能会引起科研院所的育种项目和内部育种人员之间的“各自为战”，信息不交流，育种资源不共享，带来科研育种项目重复建设和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严重，科研效率低下。

  “重要的是产品并不是考核院所课题项目的唯一指标，研所更多注重的是发表论文的情况。可以说，发表文章和评职称是其科研的重要目标，产品的商业化成果和生产力转化率往往居于从属地位。”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总经理吕玉平提到。

  甚至有人说，种子“国家队”进行过“千个项目”，发表几千篇论文，审定上百个新品种，其中产品真正走向市场，能够推广种植带来可观利润，叫得响的，却寥寥无几。

  在目前“科研双轨制”的体制下即一方面，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拨款，投资其所隶属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就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开发，最后产生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已确定进入市场的种子企业按照市场的需求和自身的优势，每年拿出一定的出售的收益进行科研再投资，开发新的技术和产品企业也是种子开发研究的主体之一，但是中国种子研究的“企业队”却一直徘徊在小而弱的境地。

  随着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颁布，中国种子市场开始慢慢地开放。种业开始实现政、事、企分开。政策上打破了地区封锁，逐步形成了统一、开放的全国性种子市场体系，新型种业体系正在孕育和催生。

  国有种子公司垄断经营的格局已被打破，民营化、股份制种子公司，跨国种子企业与国有种子公司同台竞技、各有千秋。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曾撰文指出，集育、繁、推于一体的部分种子企业再发展遇到了诸多“瓶颈”，如部分企业未来的发展资金受限；有的盲目多元化发展，资金链断裂。

  “资金是很大的问题，没有资金投入就很难做到自主研发，没有自主研发，就难以占领市场。”吕玉平提到。而且由于育种研究投入大、风险高，企业承受力有限，因此，企业育种的积极性也受到很大影响。很多种子公司开始在研发上“另辟蹊径”。

  某农科院退休研究员李林（化名）就忽的发现近几年自己会变得抢手了。很多民营种子企业都向他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去担任技术顾问。慢慢地，他发现，这一些企业大多是中小型种子企业，研发投入经费很少，也很难吸引到科研人才，因此“看上了”他的经验和手里的资源。

  山西强盛种业公司CEO尚春树提到，在甘肃和新疆等省的繁种基地，很多民营种子企业聘请有育种经验的退休专家。

  刘石坦言：“科研能力弱，核心竞争力不足；产业化程度低，产业链条没有完全贯通，这些中国种子企业目前的沉疴旧疾，使作为农业的芯片产业的中国种业很难有效促进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种子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在美国约为60%，而在中国仅为40%，可见中国种子产业对农业的贡献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而推动种业的发展，还要靠农业科学技术的带动。

  “由于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公司的原始资本都是国有资产，其技术和产品又都来自国家的项目，这一些企业核心管理和人员和技术骨干也大都在本单位兼职，享受工资待遇和相关的福利保障。”刘石指出，这样一来他们并没有企业产品成本和营运成本的正确概念，产品价格的制定依据、边际利润和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完全扭曲。

  玉米种子利润较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佟屏亚提到，“玉米种子价码从几十万、几百万上升至上千万元，在利益驱动下，进行有关育种研究的公司数较多”。因此能相对减少国家资产金额的投入，运用市场力量分配科研资源。而小麦等作物的种子由于受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利润较低，商业化育种模式还不成熟，种子研发更多依赖当地农科院，因此就需要国家加强资金投入。

  对于目前中国种子公司小而弱，经营分散的现状，国家提出培植种业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的方针。自2011年9月25日起施行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开始拉开种子行业强制性洗牌的大幕，提出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推动种子企业兼并重组的方针，着力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龙头。

  吕玉平坦言：“种子企业的整合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同时也离不开市场的调控。”

  “捆绑式的企业整合没有一点前途，行政兼并成的某些大型国有种子企业，管理上不去，每年几十亿的投入，研究不出任何成果，只能造成资源更大的浪费。”尚春树直言不讳。■